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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织图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古代重视农业,表现农耕蚕作场景的图像,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画像砖;至宋以前,则多见于壁画,为零散而单一的“耕”或“织”图,并未系统化。南宋时期,《耕织图》形成完…

中国古代重视农业,表现农耕蚕作场景的图像,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画像砖;至宋以前,则多见于壁画,为零散而单一的“耕”或“织”图,并未系统化。南宋时期,《耕织图》形成完整的体系;元、明、清皆有绘制《耕织图》,逐渐成为实用与艺术兼具的题材,是中国古代画苑中历史悠久、递嬗有序的一个品类。同时,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使《耕织图》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推广过程中,其版本、载体、功能不断演变;不仅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农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且远及欧洲,在世界农业史、艺术史上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

      

现知最早的刻本《耕织图》,为南宋楼璹所绘;其后历代版本都是以楼图为祖本。楼璹,字寿玉,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任於潜(今浙江省临安市)县令。他“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创作了诗图并茂,详实记录耕作与蚕织的系列图谱—《耕织图》。南宋嘉定二年(1209),其孙楼洪将其所绘《耕织图》以石刻付之墨版,后曾孙楼杓据图再版,南宋理熙元年(1237)汪纲又以木刻复制拓本。

      

今以上诸本无存,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一部日本延宝四年(1676)狩野永纳刊本《耕织图》(图1)。此本依据明天顺六年(1462)江西按察佥事宋宗鲁本翻刻,而宋宗鲁所据之底本是来源于楼洪或汪纲的翻刻本,因此日本狩野永纳本是据今可考证楼璹《耕织图》最早的刻本。此外存世还有南宋绘本《宋人蚕织图》(今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图2)、元代程棨绘本《耕织图》(今藏美国弗瑞尔美术馆)(图3)、明代万历刻本《便民图纂》(图4)、嘉靖刻本《王祯农书》(图5)等,均摹自楼图或加以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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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狩野永纳摹写南宋楼璹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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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南宋绘本《宋人蚕织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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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乾隆三十四年勒石拓本(清宫画院据元代程棨本耕织图翻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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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便民图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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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王祯农书》

在众多历史版本中,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内府刊刻的《御制耕织图》(图6、图7),是历代《耕织图》中最具盛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更是中国古代版画史上一部传世经典。

      

是书为木刻套印本,由内廷画家焦秉贞绘图,布图与楼图大同小异,但焦图中的风俗易为清代,在题材选择和内容编排上也有独创之处。楼图“耕”21 幅,“织”24 幅,合共 45 幅;焦秉贞在“耕”图中增加了《初秧》《祭神》两幅;“织”图部分删去《下蚕》《喂蚕》《一眠》三幅,增《染色》《成衣》两幅,合共 46 幅;图序亦有变化,每图除保留楼图的五言诗外,另刻康熙帝御制七言诗一首于图上部。从印刷方法上来看,是书上下各一版拼版印刷(因为诗与图有不相符处,从墨色上下看亦有不同,应套版或拼版刷印)。卷前有康熙三十五年御制序,序文前后钤“佩文斋”“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之章;每诗前后钤“渊鉴斋”“康熙宸翰”“保和太和”之玺;“成衣”图下镌刻有“钦天监五官臣焦秉贞画,鸿胪寺序班臣朱圭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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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康熙三十五年朱印刊本(玺为朱印)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时,江南人士进献藏书甚多。根据万作霖《农书》记载,其中有陈旉《农书》、秦观《蚕书》、於潜公(楼璹)《耕织二图诗》,三种皆为宋版。推测当时宋楼璹《耕织图》尚存于世。康熙皇帝读后认为“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拳拳于此至深且切也。”遂命内廷画家焦秉贞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同时“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其情状。复命镂版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

     

《国朝画征录》载:“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 其位置之自近及远,由大及小,不爽毫发,盖西洋法也。康熙中祗候内廷,圣祖御制<耕织图>四十六幅,秉贞奉诏所作……旋镂版印赐臣工。”特意强调了焦秉贞绘画是“西洋法”。《国朝院画录》中也称 “参用西洋法……善于绘影,剖析分寸,以量度阴阳向背,斜正长短,就其形之所著而色,分浓淡阴暗焉。故远视则人物、花木、屋宇皆直立而形圆,以至照有天光,蒸为云气,穷深极远,均粲布于寸缣尺楮之中。”

      

正是因为焦秉贞绘画兼采西洋构图法,中西合璧,使《御制耕织图》成为一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异军突起、别开生面之作。比如,楼图大都为正面取景,焦图多以成角透视,按远景、中景、近景顺序取景;楼图人物多以正面,焦图则多是四分之三侧面。不过,在这种单线的线条图中,西洋透视画法难以得到更彻底的体现。据考证,焦秉贞绘《耕织图》原作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该图纸本设色,西洋画法的特征就更为明显。楼图简约粗率,焦图工细纤丽,可谓各擅胜场。或者正因为过于追求工丽秀雅,焦秉贞笔下的农夫多显软弱无力,举手投足之间更似书生;农妇则婀娜娉婷,宛若大家闺秀,却难称神肖形似,为粉饰太平刻意雕琢而反失其真,正是殿版画——官刻而且是“御制”作品的通病。原因无它,唯在于焦图追求宫廷的审美趣向;就反映农家现实生活气息而言,反而不如楼图。据清道光间《胶州志》卷三十八《冷枚传》载:“秉贞奉敕绘耕织图,冷枚助之。”冷枚为焦秉贞弟子,也是供奉内廷的画家,在《耕织图》绘写中,他应该是参与了其事的。朱圭的镌刻刀锋流畅,宛转如意,末图署“鸿胪寺序班臣朱圭”,以刻技供奉内廷而得到清职,在历朝历代的刻工中未闻有第二人,清朝廷对版画的重视,于此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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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清乾隆朱蓝套印本(此本是由康熙三十五年御制耕织图缩摹而成)

《耕织图》歌颂农家劳作,经过宫廷审美的改造后,成为了具有观赏和实用价值的版画名作,为农事题材的艺术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自康熙三十五年初版后,坊肆私家多有摹刻,故传世版本极盛。在康熙本朝,就有三十八年(1699)张鹏翮翻刻本、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本、内府白描本、彩绘《胤禛耕织图》;乾隆年间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题诗刻本、内府刻《授时通考》本(图8)、四年(1739)内府拓刻本(图为刻、诗为拓)、三十四年(1769)刻朱墨套印本、木刻填色本、圆明园拓本、欧洲铜版《耕织图》(图9)数种等等;另乾隆时宫廷画家冷枚(图10)、陈枚(图11)亦绘有《耕织图》46 幅,但并未镂版,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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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授时通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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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欧洲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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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冷枚绘《耕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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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陈枚绘《耕织图》

自乾隆之后, 刻本、铜版、石印本先后迭出,难以枚举,大致有嘉庆十三年(1808)《耕织图诗》补刊本、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光绪五年(1879)上海点石斋《御制耕织图》石印本、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文瑞楼本、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图12)等。入民国后,有武进陶兰泉刊本。此外,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地区亦有《耕织图》的摹本、翻刻本。如日本文化五年(1808)樱井绚刻套印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东阳堂石印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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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民国点石斋石印本 

翻刻本不但版本诸多,版式也不尽相同,有上文下图、左文右图以及朱印本等多种形式;而巾箱本套印耕织图更为稀见。巾箱本开本小巧,将《御制耕织图》精华部分浓缩,刻印清丽绝伦。如清乾隆年间黄履昊刊蓝墨套印巾箱本(图13),刻印精细,远景用蓝色,近景用墨色,使整幅画面颇具立体感。使用套印技术来表示深浅远近的景色,在版画史中并不多见,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认为这方法未曾用过,亦是一种创作;明治十六年(1883)日本响泉堂铜版印巾箱本,周围以红框套印诗文,图像细致入微,精巧秀丽,与木刻版风格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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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黄氏巾箱本  

从南宋到晚清,《耕织图》形态纷呈。今可见与其有关的陶瓷、墨锭、墨彩瓷板书、扇面、屏风、石刻等一系列衍生作品,更有清漪园耕织图实景(清末已毁,仅存石碑)。通过这些实物载体,不断传播着中国古代耕作、织绸等生产过程。《耕织图》作为教民农桑的科普性绘画,由文人画家参与制作,并得到帝王的推崇;由民间走向宫廷,又从宫廷传播至世界,完成了实用与审美兼备的过程,是中华文明珍贵的农耕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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