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书法作品欣赏

在中国元代，赵孟頫是一个影响最为深广的天才式文人。他是宋皇室后裔，从小受良好的文化道德教育。青年时代，就以多方面的学养与才艺受人瞻目，成为「吴兴八俊」之首。「是第一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士、诗人、音乐家、书法家和画家。」

他的书法，上追晋代，下及唐宋，无不泛澜浸淫，广取博采而自成大家。其友人元代书家鲜于枢曾说：「子昂篆、隶、正、行、草、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心悦诚服地甘居其后。他的画，亦力纠南宋晚期画坛流弊，主张復古，不落近习，更以书、诗入画，终于风规自具，引领并拓展了文人画一代新风。他人物、鞍马、走兽、花鸟、兰竹无不精妙，尤以山水画造诣最为精湛。其画风有三，一变易自董（源）巨（然），并因之影响造就了黄（公望）王（蒙）倪（瓚）吴（镇）「元四大家」；一师承李（成）郭（熙），删繁就简，使之更具文人画疏秀清旷的意趣。弟子唐棣、后进曹云西、朱德润、陆广、姚彦卿等都师事之，与黄、王、倪、吴形成了元代绘画的二大主流。而他的第三种画风，则是远师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近取赵令穰、赵伯驹兄弟的青绿金碧山水，而继之者了了，一时简直可称绝艺。

近代美国学者李铸晋教授曾这样评价赵孟頫：「他的天才，可与艺术界的伟人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鲁本斯相提并论」可谓推崇之极。

赵孟頫一生勤于书画创作，且一直受到歷代公私藏家的珍重爱护，作品存世量不算少。但大多已入藏世界各大博物馆中，流传于民间的屈指可数。他的《与郭右之二帖》卷，在晚清时曾刻入伍元蕙《南雪斋藏真帖》，并著录于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及近人张葱玉《木雁斋书画鉴赏记》，一百年前便流入日本，近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徵得，终于一偿宿愿，亲见其神采风仪，自谓近年一大快事。

二帖皆纸本，前帖高16.1公分，长74.8公分。行草书三十二行。因起首有「奉别」二字，故著录家皆称之为〈奉别帖〉。

赵孟頫 （1254-1322）致郭右之二帖卷

水墨纸本  手卷

书札一〈奉别帖〉 16.1 x 74.8 cm

书札二〈应酬失宜帖〉 16.1 x 38.8 cm

王惟俭、王鸿绪后跋 20.5 x 98.3 cm

著录：

1.《穰梨馆过眼续录》卷二，清·陆心源著，《中国歷代书画艺术论著丛书》（39），第78-8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2.《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山本悌二郎著，第134-136页，文求堂，1932年版。

3.《南雪斋藏真十二卷》，《丛帖目》（第二册），容庚编，第81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肆），张珩著，第2274-227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版。

5.王连起《赵孟頫书画真偽的鉴考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8页，1996年5月。

出版：

1.《南雪斋藏真》，清·伍元蕙著，《广州大典》总第388册，子部艺术类·第四十七辑，第73-75页，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

2.《书苑》第六卷第四号，法书会，1916年4月版。（记其为「山本悌二郎藏」）

3.《书道》第六卷第二号，第3-4页，（局部）泰东书道院出版部，1937年2月。

4.《书品》第七三号，特集·赵子昂尺牘，第2-8页，东洋书道协会，1956年10月。

5.《元·赵子昂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尺牘八首》，《书跡名品丛刊》第八三回配本，第31-40页，二玄社，1970年4月版。

6.《中国宋元美术展目录》，图373，东京国立博物馆，1961年4月。

7.《西川寧著作集》第二卷，中国书法丛考·二，图18、19，第238-254页，二玄社，1991年7月。

8.《日中书法之传承—谦慎书道会展70回纪念》，图90第156-157页，谦慎书道会，2008年3月。

9.陈永胜《赵孟頫致郭天锡〈应酬失宜帖〉考》，《书法》第54-57页，2015年10月。

10.赵华《关于赵孟頫致郭天锡<应酬失宜帖>的几点意见》，《书法》第57-59页，2016年8月。

11.王连起《赵孟頫早期书札考》，《中国书法》（总329期），第98-101页，2018年5月。

12.《中国书画鉴定研究·王连起卷》（下），第467、474、475页，故宫出版社，2018年版。

展览：

1.【中国宋元美术展】，东京国立博物馆，1961年4月22日至1961年5月21日。

2.【日中书法之传承—谦慎书道会展70回纪念】，东京美术俱乐部，2008年3月13日至2008年3月22日。

其文为：孟頫再拜，右之二兄坐前：孟頫奉别以来，已復三年矣。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视故吾已无復存者。但羸得面皮皱折，筋骨衰败而已。意谓吾右之优游閭裡中，峨冠博带，与琴书为友朋，不使一毫尘事芥乎胸臆。静中所得，便可与安期羡门同调。近忽得家书，知右之因库役事，被扰异常，家事亦大非昔比，今见挈家在苕玉兄处。令人惆悵无已！然时节如此，切不可动吾心，是有命焉。但安时处顺，自可胜之耳。不肖一出之后，欲罢不能。每南望矫首，不觉涕泪之横集。今秋累辈既归，孑然一身在四千裡外，仅有一小廝自随，形影相弔，知復何时可以侍教耶？因黄簿便，草草奉状，拜问起居，时中唯善自爱。拜意苕玉兄长及阿嫂，各请善保。不宣。十二月廿九日，孟頫再拜。

〈奉别帖〉腾跃朴厚，或行或草，在赵孟頫书法中极为少见。

后一帖，亦纸本，高16.1公分，长38.8公分，楷行相间。因札中有「此番应酬失宜」句，各家著录遂称之为《应酬失宜帖》。

全文为：孟頫拜覆，右之二兄坐前：孟頫早间承伯正传道尊意，自知叠数干渎为罪。掷还三物已领。但此番应酬失宜，遂有远役之忧。即虽见尔辞之，尚未知得免否？若必远行，将何以处之？忧烦不可言。奈何，奈何！外见伯正言及前此王维、兰亭二卷，此乃他人不知兄所以相与之厚。故有此谤。今谨以归还，使知孟頫亦非为利而然。示入幸也。专此代面。闷中作字，或直率告。不见罪。孟頫拜覆，二司户位。

〈应酬失宜帖〉内容直见性情，书写应规入矩，有至为重要的歷史价值与研究价值。

对于此二札的真伪，从明万历王惟俭，到清初王鸿绪，国初张葱玉及晚近的一些研究者意见都很一致，未见任何疑议。而关于受信人「右之二兄」，也都一致肯定其为元代著名鉴藏家郭天锡。因为在元代初期，与赵孟頫交往甚密的鉴藏家只有一个字「右之」的郭天锡。

可惜的是，因为史传失记，我们对郭天锡的行状所知甚微。徐邦达先生从郭氏藏画的自题及友人跋语中考知他名天锡，字右之，又字祐之，号北山，山西大同人，曾为御史，侨寓杭州，蹴居「甘泉坊」，家有「快雪斋」，收藏法书名画甚伙，与赵孟頫、霍肃、周密、鲜于枢、高克恭、乔簣成、李珩、邓文原等友善。并活跃于江、浙一带收藏家之间。

据台湾学者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所引元代《至顺镇江志》，郭天锡自至元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曾任镇江路判官。[但他至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甚至更早，便已出现在江浙收藏群中。直到至元二十八、九年，他仍在江南定居。瞭解郭天锡定居江南的经歷，对我们考证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的写作岁月极有帮助。

当代学者对此卷前一札《奉别帖》书写日期的考定意见相距不远，基本定为赵孟頫自求外放，将赴济南之前夕。而对于《应酬失宜帖》，则或定其为至元二十九年之初，或认为此札必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程文海奉旨江南搜访遗佚，『搜访』到赵氏不得摆脱之际所书。」我认为，不论从此札的书写风格包括其落款习惯，及其内容透露的资讯看，后一种意见才是正确的。

研究者认为，判断书法的创作年代，主要依据是它的书写的阶段性特徵。但对于信札而言，有时其叙述的事件及心绪往往是破解问题的关键。赵孟頫《应酬失宜帖》虽然未落年款，但它的书写时间、地点恰恰可以从它的字裡行间寻觅得出。

此信一开头就说：「孟頫早间承伯正传道尊意，自知叠数干渎为罪。掷还三物已领。」「早间」是南方话，早晨的意思。全句意思是：郭右之请他们共同的熟人伯正在早晨传话并带东西给赵孟頫。赵告知已经收到，并对自己多次冒犯打扰（干渎）表示道歉。所说拋还的「三物」，估计是赵孟頫委託郭右之代售的文物。（从周密《烟云过眼录》可知，元代收藏家交换、买卖藏品十分活跃，转手很快。台北故宫藏赵孟頫《七札册》就有二札谈及「所发去物不审已得脱手未耶？急欲得钞为用」云云）频繁的往还，说明他们的友谊非浅，更说明他们住地相距不会太远。如果真像有的学者认定此时赵孟頫正任职北京，那麼他就不可能「叠数干渎」频频去打扰郭右之；而郭右之也不可能在「早间」请友人传话并「拋回三物」了。

此信接下去说：「此番应酬失宜，遂有远役之忧。即虽见尔辞之，尚未知得免否？若必欲行，将何以处之？忧烦不可言。」从此段首句「此番应酬失宜」看，郭右之是应该知道赵孟頫最近究竟遇到了什麼麻烦事的。因为如果赵孟頫正在北京，郭、赵二人一南一北远隔数千里，在没有电话电讯的时代，赵孟頫信中仅用「此番应酬失宜」几个字来叙述近期发生的一个事件，郭右之一定会摸不著头脑的。光凭这几个字，也证明他们来往密切，资讯互通，有些彼此已经知道的事是毋用赘述的。

信末，赵孟頫因伯正的传言，关于外界对他与郭右之二人藏品交流的某些非议作了辩解，说明外人并不知道他与郭右之「相与之厚」，这种交流并「非为利而然」。当场即将右军兰亭序及王维的一幅画交伯正送还郭天锡。这再一次证明他与郭之间交往的密邇。

以上种种，足以证明赵孟頫当时并不在北京，而是仍閒居在浙江故乡。瞭解这一点，亦瞭解了这封书札秀美的早期风格及其落款「孟」字上画长下画短的早期特点，对这封书札的书写时间的判断就有了切实的基础。

赵孟頫的研究者都知道，他在三十三岁被徵赴京之前一直活动于江南一带，从未出过远门。赵孟頫的此札中一再提到的「远行」「远役」，自然就是势在必行的北京面圣事。

研究者们也早就揭示过，1286年程文海奉旨到江南搜访遗佚，他十分清楚关于前朝王孙赵孟頫的徵召，对元始祖来说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不管这次搜访是否有「强徵」的意味，但就赵孟頫而言，他先已拒绝了夹谷之奇及杜道坚的推荐，此顷对负有皇命的朝廷要员程文海的「约谈」自然有了不同一般的精神压力。他是长期受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的儒者，救世济民是他的人生理想，而入仕则是实现这种理想的重要途径。赵孟頫自己就曾说过：「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但是，仕元便是「变节」，必定会受到自己良心的时时责备与亲友们的白眼及歷史的责疑。因此可以不必计较程文海是否给赵氏施加过压力，就赵孟頫而言，他本人已给自己製造了矛盾重重进退两难的心理负担。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绝非巧言令色的官场混混，（何况当时他还从未踏入官场）他不能也无法「坚拒」的心态，必然失去了谢绝徵召的从容和力度。于是「远行」已在所难免，他因此心事重重，「忧烦不可言」。这种忧烦，说轻些，是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宋王孙对千里跋涉的担心；说重些，则是对新朝官宦生涯艰深莫测的恐惧。（作为「南人」，这种忧虑尤为正常）因之，他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称之为「远役」。此后，他曾有诗句来描述第一次远行的心理感受：「昔年东吴望幽燕，长路北走如登天。」而这种处境与心境，正是确定此札写作时间的最为重要的依据。

这通书札中，有二句话引起我的注意。赵孟頫把直面程文海时的应对失措写作「应酬失宜」。「应酬」有平起平坐身份对等的意思。我初读此札时曾为之莞尔，但转念一想，与其说这是赵孟頫的虚荣，还不如说是旧王孙的一种尊严。另一处是赵孟頫为杜绝外间的流言，而归还旧为郭右之的右军兰亭及王维的作品，目的是证明他「非为利而然」。王维作品与右军兰亭是郭右之先前赠予的？还是为报答赵孟頫多次帮他题跋藏品作酬谢而事后后悔了？我们已无法知晓。（札中在「归还」二卷之后，接著说「闷中作字，或直率告，不见罪。」所以有谤言的原因可能就出在郭右之身上）但为了尊严，他毫不犹豫地将如此珍贵的古物立即送回，那种风神气度，已跃然于纸墨之间了。我觉得这种长期养成的气质，必然会流溢于他的形貌神采间。王连起先生曾抉出田师孟初次在元大都街上遇到赵孟頫，见他「神情简远，若神仙中人」便立即趋前问他：「君非子昂乎？」可见他风神气度的超乎常人。而元始祖第一次召见他，亦立即从他的风仪神情中获得好感与信任感。

而这种高贵的气质，同样融铸于他的笔墨。赵孟頫艺术成熟期后的书法，雍容朴茂，气象堂皇，自有一种高华的庙堂气息与眾不同。他的画，不论山水、人物、鞍马、花鸟，都朗润俊爽，格高韵雅。即使简远清淡的《双松平远图》及多幅《古木竹石》，无不有从容沉著的气概，而绝无枯寂凄冷之态。书画艺术的风神气韵，与他的气质素养浑然一统。「画如其人」，「书为心声」，虽不绝对，但真正成熟的艺术家却真是如此。而作为一个鉴定人，把握书画家性格素养及其某一时期特定心理状态对解读他的作品无疑起有积极的作用。

现藏於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赵孟頫〈人马图〉，无论作字作画，赵孟頫的作品都有一种雍容华贵的庙堂之气。

有研究者因为赵孟頫此札中提及郭右之原藏的「王维、兰亭二卷」，而作出《应酬失宜帖》应书于郭天锡收藏王维《孟浩然像》及赵模《兰亭》之后，即至元壬辰（1292）前后。」我不能认同这一意见。先不说赵孟頫《应酬失宜帖》并未说明王维的作品是画是书。是人物还是山水？兰亭卷是一般的唐人摹本，还是唐代几位著名摹帖专家如褚遂良、赵模等人的摹拓之本？是墨蹟还是碑拓？总之，都未可确定。而王维的作品，光就周密一家著录，在元代就至少有近十件在江浙一带流通。唐宋人摹的右军兰亭，民间流传的就更多。郭右之是一个活跃的收藏家，在他手中经过的未必仅王维《孟浩然像》一件，兰亭就更是如此。因此根据这些不确定资讯作出的判断是缺少说服力的。

我们之所以不认同此札作于至元廿九年壬辰（1292），是因为1292年赵孟頫在京任职已六年之久，他与郭右之亦已三年没有见面。（见《奉别帖》）不可能有「叠数干渎」，「拋还三物已领」等频繁往来。而郭右之也不可能那麼快就知道「此番」为什麼「应酬失宜」。 

如正像《赵孟頫致郭天锡应酬失宜帖考》的作者所说，赵孟頫的「远役之忧」是因为外放，则显然不合情理。种种理由前面已经述及，我要补充的是，赵孟頫至元二十九年外放，完全是出自他自己的要求，是他自己「力请」的。他对此应该早有心理準备，何况他离乡远出六年多了，「外放」对他已不可能造成《应酬失宜帖》中挥之不去的种种忧惧。事实证明，在外放前的大半年内，赵孟頫并未受到离京任职的干扰，一直保持著平和的心态，这是有他当年的几通书信可以证明的。其中一通就是著名的《致丈人节干札》，其中有这样的话：「秋间先发二姐（夫人管道升）与阿彪（新生的儿子）归去。几时若得外任，便去取也。」并说：「孟頫寓此无事，不烦忧念，但除授未定，卒难动身。」据台湾学者姜一涵、陈葆真先生考证此札书於至元二十八年（1291）六月廿六日。可见赵孟頫是早有调离京师的打算并「力请外补」的。所以虽谈及「除授未定」仍十分平静，丝毫未见有什麼担忧。而另一通致友人《希魏判簿札》与《致丈人节干札》写於同一天。同样显得心安意定，「孟頫赖庇如昨」，说明一切安康，亦不见「忧烦不可言说」的焦虑。

〈致丈人节干札〉清雋俊爽，可见与右之二札间的发展脉络。

〈致宗元总管札〉作于赵孟頫三十九岁时，书法圆厚，其款字与〈致右之二札〉同出一辙。

另一通写于於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书札便是赵孟頫《致郭右之二帖卷》之一的《奉别帖》。其中「今秋累辈既归，孑然一身在四千裡外，仅一小廝自随，形影相弔，」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有专家考证出此札所说的「累辈」，正是赵孟頫的妻儿，所谓「既归」，就是《致丈人节干札》中「秋间发二姐与阿彪归去。」因之认定它书于同年十二月廿九日。且赵氏此札中所称：「奉别以来已复三年，」也与赵孟頫《魏国夫人管氏墓誌铭》所说「廿六年，以公事至杭，」时间正合。而赵孟頫那次南归后又确与郭右之见过面。所以《奉别帖》作于1291年末是确切无疑的。这时候，正是赵孟頫即将外放济南的前夜。但这封信与《致丈人节干帖》一样，并未表现出对外放的任何忧虑与惶惑，甚至一字也没有提及外放。

因此我认为上述三札都从反面证明了它们与《应酬失宜帖》并不写于同一时期。《应酬失宜帖》中遇到的麻烦事与「外放」并无关係。

我所以觉得书札的叙事内容及其表达的心境有时可能是判断其真偽及写作时代至为重要的依据，是因为人生的特殊经歷往往不会重复。就像赵孟頫将妻儿从北京送回故乡，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一样，他在面对程文海徵召时的尷尬境遇与因之而產生的复杂惶恐性情，在之后也再未出现过。他青年时代担心的远役，成就了他日后仕途的通达。虽然第一次外放济南曾有过数年的压抑，那也是到任后与上司因品格差异而在工作中產生齟齬所致，这是事先无法预计因此也不可能先期就担忧的。所以说在与程文海交集前后的种种忧虑与烦躁心境，是十分特殊的也是唯一的。这是我们认同此札作于程文海约见不久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此，这通作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的早期书札，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作为研究赵孟頫早期思想行状的确凿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它的歷史价值与学术意义是其它书札都无可替代的。

二札虽然都是赵孟頫较早之作，但它们的艺术价值仍不可低估。赵孟頫才华横溢，他在书画方面的才能早就崭露头角，加以勤奋与见多识广，他的功力与才情在《应酬失宜帖》这件三十三岁的作品中已尽见端倪。此帖楷行错综，流丽俊美而应规入规，不难看出智永与二王父子对他的影响，然雋秀从容已具有他自家风神。因为法韵兼备，所以十分耐看。不像宋代一味「尚意」的大部分书家，因流于於率易而缺乏经久耐读的艺术内涵。一种要力纠时习的革新精神已隐约于笔底。

《奉别帖》比《应酬失宜帖》晚六年之久，腕下显然多了一份纯熟朴茂之气。因为内容述及朋友处境的变易与自己妻儿远去的孤独，故情绪激动，心手放达，于是奋笔疾书，波澜迭起，然痛快中仍有沉著之致。雍容华贵是赵孟頫书法的主体风格，行草则极为少见。此件纵横腾跃，性情毕露，就益显其难能可贵。

两件作品，一以理法胜，一以意气胜，但从中已不难看出一个以二王为指归，以復古求出新，有丰厚文化底蕴，有坚定的别具一格艺术主张的艺坛领袖正从江南迈向大都迈向全国。中国元代因为赵孟頫而终于开啟了艺术史的全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