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

故宫博物院藏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至今尚未披露。此件诗册为刘墉恭和乾隆帝第三次南巡途中作御制诗而创作并书写，一函三册，共计三十六首恭和诗。根据函套题签和诗文内容，可知此册为刘墉任江苏学政时恭进乾隆帝所书，时年四十三岁。为研究刘墉早年的仕途，以及与乾隆帝的君臣关系提供了翔实的原始档案。该刘墉楷书诗册，书风遒劲姿逸、严谨稳健，是极为少见的刘墉早年楷书面貌，在目前可考的刘墉楷书作品中，为其最早年所作。这件作品的发现和研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刘墉早年楷书面貌，而且还为探究刘墉书学渊源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作品支撑。

刘墉《恭和弘历御制诗》册

故宫博物院藏刘墉各类书法作品二百五十余件，加上绘画、碑帖作品后刘墉的题跋，作品数量近三百件。其中，刘墉臣字款清宫旧藏作品仅二十件。从书体而言，均为楷书。多半以上为书手代笔所作，呈现的书法面貌为清乾隆朝馆阁体。少数为刘墉本款所作，用笔丰润饱满、筋骨内涵，且具华滋遒劲之态，是其典型的楷书面貌。以上作品均为刘墉中晚年所书。唯此件清宫旧藏的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是刘墉早年本款作品，其楷书风格与我们熟知的刘墉楷书面貌迥异，呈现出鲜明的赵孟頫书法韵味，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其外签和诗文内容也有诸多重要信息，对研究刘墉官宦生涯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件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为一函三册，共收录三十六首诗。每册首页均以“恭和御制元韵”开始，尾页均以“臣刘墉恭进”结束。函套通体包清代匣锦，风格为仿宋锦，底纹上有“卍”纹以及瑞兽纹。左上角外题签为刘墉楷书“恭和御制诗江苏学政编修臣刘墉恭进”。

刘墉，乃刘统勋长子，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翰林院散馆，授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清，著有《石庵诗集》。外签书法面貌与本幅内一致。

封面粘有四个号签，分别为：第190（苏州码子）号，刘墉书御制诗三册　旧存（钤椭圆印）　有真意轩　原册（钤椭圆印）七页　十五行　一百五十八号　一号箱内（钤方印）（三印章均漶漫不清），190（苏州码子），故宫博物院001222（查）。这些号签均为自一九一四年古物陈列所至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再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各类点验和入藏信息，也见证了这件藏品的流传过程。函内装有三本蝴蝶装册页，装帧形式统一，封面和封底包清代匣锦。左上角外题签亦为刘墉分别题写：恭和御制诗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外签书法面貌与本幅内一致。每册封面分别粘有两个号签，分别为：第190（苏州码子）号，第热1411、1412、1413号。

关于这件诗册的创作缘起，就不得不提到刘墉早年为官的经历。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第二次南巡，途中驻跸南京，召见安徽巡抚高晋和安徽学政刘墉并赐御制诗。《赐安徽学政刘墉》：“海岱高门第（刘墉统勋之子），瀛洲新翰林。尔堪拟东箭，其善拣南金。河戒伐檀诮，薪勤芃棫心。家声勉承继，莫负奖期深。”诗中，乾隆帝对刘墉给予了肯定和期许，又对刘氏家族进行了褒奖和赞誉。刘墉的恭和诗记载于《刘文清公应制诗集》卷一《恭和御制示安徽学政刘墉元韵》：“久沐恩如海，新知士有林。天章荣捧璧，雅化念追金。勖以功裘业，殷然陶铸心。庚歌惭里拙，濡翰颂高深。”刘墉此和诗，从内容到韵脚都与乾隆帝御制诗相统一。此外，刘墉还有《恭和御制甘露寺北轩用杜牧韵元韵》等四首恭和御制诗，对应乾隆帝第二次南巡期间所作御制诗。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刘墉任江苏学政，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前，刘墉仍在任上。二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奉崇庆皇太后开启了第三次南巡之行。行至江苏扬州地界，乾隆帝再次御赐刘墉御制诗，即《赐江苏学政刘墉》：“皖歙嘉能职，吴淞俾董繁。先经后子史，多行寡文言。可作化裁法，毋孤简用恩。繄予勤实政，藻颂不须烦。”在诗中，乾隆帝首先对刘墉在安徽学政和江苏学政任职期间的勤勉和功绩给予了褒奖。就其管辖的教育方面，也提出了以儒家经典为先、史书和诸子百家次之的总体教育方针。这既是对刘墉为学政的要求，也是乾隆帝对于清朝当时教育和科考的总体思想。同时，也勉励刘墉要勤于政务，少些颂扬之诗词。也正因此句“藻颂不须烦”，刘墉并未按照常理创作《恭和御制示江苏学政刘墉元韵》。总体而言，这是乾隆帝对刘墉近六年外放提督学政生涯的肯定。

二十七年《乾隆帝起居注》记载：“从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驻跸天宁寺行宫（江苏扬州）。”《乾隆朝上谕档》记载：“据江苏学政刘墉率领进献诗册，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二十三名，册页二十三本……二月十四日。”根据《乾隆御制诗文全集》记载，《赐江苏学政刘墉》后面诗是《香阜寺》《天宁寺叠前作韵》《驻跸天宁寺行宫作》。香阜寺、天宁寺都在扬州市内，两地相距三公里。因此，乾隆帝应该是在二月十四日召见刘墉时，将《赐江苏学政刘墉》赐予刘墉。随后，刘墉带领二十三名江苏士子，向乾隆帝进献诗册。

在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中，第一册的起始诗是《恭奉皇太后南廵启跸再叠前韵》，最后一首诗是《瀛洲南楼再和沈佺期韵》，地点是从北京紫禁城至河北河间。第二册的起始诗是《题毛公祠》，最后一首诗是《望蒙山雪色再叠前韵》，地点是从河北河间至山东临沂。第三册的起始诗是《金山再叠旧作韵》，最后一首诗是《龙井上作》，地点是从江苏扬州至浙江杭州。按照《乾隆帝起居注》记载，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上自杭州回銮登舟”。因此，乾隆帝创作这三十六首御制诗，是从二十七年正月至三月十三日这个时间段内完成的。而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的创作时间，至少晚于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乾隆朝上谕档》（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内阁奉山西太原知府员缺，著刘墉补授，钦此。”根据函套外面的题签，刘墉时任江苏学政，其卸任时间为二十七年十二月。所以，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的创作时间不会晚于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

刘墉提督安徽学政、提督江苏学政，都能针砭时弊，找出存在问题，并且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也得到了乾隆帝认可。从乾隆帝《赐安徽学政刘墉》《赐江苏学政刘墉》二首御制诗，也可以看出其对刘墉任职的褒奖，甚至赞许刘墉“知政体”。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刘墉创作此《恭和弘历御制诗》册是对乾隆帝无上的崇敬和谢恩，也是刘墉对自己任职期间陪同乾隆帝南巡的纪念。这段经历对于当时的刘墉可谓弥足珍贵，是他向乾隆帝真正展现自己态度和才能的大好时机，为刘墉接下来仕途的升迁打下了基础。在故宫博物院藏刘墉臣字款书法作品中，《恭和弘历御制诗》册也是只此一函，刘墉以后再也没有创作过此类作品。

此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的创作时间，从外题签可知刘墉时任江苏学政，即乾隆二十四年九月至二十七年十二月期间。又根据恭和御制诗为第三次南巡的内容判断，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至十二月期间所书，时年刘墉四十三岁。

刘墉《小楷书奏折》

由于刘墉作品存量较大，公私收藏甚富，本文仅从公立收藏机构和权威著录中探究。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明确纪年的刘墉书法作品中，除此恭和诗册外，最早的一件作品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刘墉《小楷书奏折》，时年刘墉六十三岁。《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二册故宫博物院京1记录，有明确纪年的刘墉书法作品中，最早的一件是刘墉楷书册（六开），亦为刘墉在乾隆四十七年所书。《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记录除故宫博物院外，有明确纪年的刘墉书法作品中，最早的一件是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刘墉行书临宋人二帖轴，为刘墉在乾隆三十年（1765）所书，刘墉时年四十六岁。

《石渠宝笈》中收录刘墉的作品和题跋，其中刘墉题跋乾隆帝书于二十二年的《题林逋二扎四用苏轼韵》，为书手代笔所作，不应归于刘墉书法范畴。《石渠宝笈》记载其余有明确纪年的刘墉书法，均为乾隆二十七年以后创作。

故宫博物院藏《清爱堂墨刻》是由刘墉的侄子刘鐶之奉敕摹勒上石，时间为嘉庆十年十月，一函四册。落款时间分别为：第一册落款嘉庆丁巳（嘉庆二年）；第二册落款乾隆乙卯（乾隆六十年）、嘉庆丙辰（嘉庆元年）；第三册落款嘉庆戊午（嘉庆三年）、嘉庆辛酉（嘉庆六年）；第四册落款嘉庆丙辰（嘉庆元年）。最早的创作时间为乾隆六十年，刘墉时年七十六岁。最晚的创作时间为嘉庆六年，刘墉时年八十二岁。

《中国书法全集·刘墉卷》：“（刘墉最早年作品）小楷《颜含传楷书册之一》。”其判断依据为落款：“石庵节录乙亥春正月十一日灯下……”根据其所示影像，实则应为“石庵节录己亥春正月十一日灯下……”。如为乾隆乙亥年，是乾隆二十年（1755），时年刘墉三十六岁。但是，落款实则为乾隆己亥年，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时年刘墉六十岁。

综合几方面信息，在目前可考的公立收藏机构和权威著录中，此件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是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年刘墉楷书作品，创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刘墉四十三岁所书。

刘墉楷书《御制蒐苗狝狩说》册

此件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通篇呈现出显著的赵孟頫楷书艺术风格，这与我们所熟识的刘墉楷书面貌还是有较大区别的。以故宫博物院藏刘墉臣字款书法作品为例，如刘墉楷书《御制蒐苗狝狩说》册，其艺术风格已然融汇了钟繇、苏轼、颜真卿等书法特色，更加接近刘墉成熟期书法那种朴拙厚重、内涵刚劲的面貌。另外一类刘墉书法作品，虽亦为刘墉臣字款，但是却为书手代表所作，如刘墉楷书《御制落叶松诗》册，这类作品书风用笔丰润饱满、结字平稳匀称、章法整齐均衡。其书法面貌千篇一律、应规入矩，通称为“颜底赵面”或“欧底赵面”，其目的是为了应和帝王的喜好。

刘墉楷书《御制落叶松诗》册

诸多史料记载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如《松轩随笔》记载：“刘文清书初从松雪入，中年后乃自成一家。”《履园丛话》记载：“文清书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杨守敬云：“余尝见其（刘墉）少作，实从松雪入手。”何维朴云：“惟文清由承旨入手，而能脱离窠臼，自称一家，骨力坚凝，神味渊永。”故宫博物院藏书法作品中也有关于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的题识，吴郁生云：“文清小楷致力于松雪最深。”徐宗浩云：“公书始于赵、董两文敏。”这件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所呈现的赵孟頫楷书面貌，恰好符合历代书法评论对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的评价，这对于印证史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墉作为索绰络·英和的座师，与英和家族为世交，他们二人亦为师友，情同父子。并且，英和在书法方面也与刘墉有师生之谊，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和见解，英和甚至还曾侍奉刘墉作书。所以，英和对于刘墉的书法可谓是了如指掌，其评论有较高的可信度。英和在《恩福堂笔记》记载：“一日，公出赵迹《二赞二图诗》大字卷，董华亭所称‘以鲁公《送明远序》兼米海岳法’者示观，余爱不释手，公即慨赠，有‘一生学之不尽、聊当衣钵’之语，余拜受，归，因名书舍曰‘藏松’。”文中刘墉视“赵书”是一生学之不尽的，并且将赵孟頫行书《二赞二图诗》卷赠予英和，视英和为其书法的衣钵相传者。由此可见，刘墉对赵孟頫书法艺术十分看重，甚至将其当作他书法理论和实践传承的载体。

刘墉的书法自题更能清晰地看出对赵孟頫楷书的态度，在其自书《题信州先天观图二首卷》后题识：“正书小字尤难，五季以来，不厌人意。松雪最极能事，香光犹有微词。然香光于此体亦平平耳。”刘墉认为写好小楷很不容易，五代以来至清代中期，赵孟頫小楷书写得最好、最值得推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赵、董作为刘墉早年书法的圭臬，在小楷书方面，刘墉还是更加推崇赵孟頫。

刘墉对赵孟頫楷书作品中有诸多承袭之处，刘墉楷书《恭和弘历御制诗》册呈现出赵孟頫楷书《临黄庭经》卷的面貌，通篇既精谨严密，又具典雅流美之韵。首先从结体看，我们选取几种不同类型的字进行分析比较。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刘墉此册楷书作品与赵孟頫楷书临《黄庭经》卷作品的结体有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单体字，左右结构字、上下结构字、包围结构字，都如赵书临《黄庭经》卷，呈现出遒劲姿逸的艺术风格，与赵书那种结体严谨、笔画精到、在稳健苍劲中依然可见姿媚、洒脱的书风一脉相承。

其次，虽然小楷书的用笔相对单一，但是对比刘墉和赵孟頫作品，还是可以找出一些笔法特点相似之处。如长横，刘墉此册小楷书中的“长”“共”“要”“集”“重”等字，其中横画尤为有特点。

再如提画，刘墉此册小楷书中的“振”“地”“瑞”“时”，其中的提手旁、土字旁、王字旁、日字旁等部首中的提画。

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一方面是受家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社会性的需求。刘墉出生于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逄哥庄村，是当地著名的书香名门望族。其曾祖父刘必显、祖父刘棨、父刘统勋等都是进士出身，后世子孙先后十一人高中进士，举人三十五位，属于学而优则仕。乾隆帝御赐刘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御制诗，以此希望他传承家风，重视家族教育传统。在他的家学传承中，书法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书学思想、书法风格都对后世子孙对书法的认知和实践有很大的影响。

刘统勋于雍正二年进士及第入仕，至乾隆朝累官至首辅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官至正一品。至乾隆三十八年在上朝路上去世，近五十年的仕途生涯，为官清正廉明、敢于直谏、屡立功勋，被乾隆帝称为“股肱之臣”。刘统勋同样为人称道的还有他的书法，清陈庆镛《籀经堂类稿》记载：“刘文正公勋，业气节冠，当时固不以书名，然偶尔作札，神致超超，弥不可及，存者少见。”清李佐贤《书画鉴影》记载：“刘文正书轴，文正书笔力清刚拔俗，特为功业所掩，不以书名世。”刘统勋的书法也深得乾隆帝的赏识，清王昶《春融堂集》记载：“每日寅而入，上已遣中使捧御制诗文稿至南书房，命公录于册上，荧荧官烛，公以小楷书之，多有数百字者，比日射觚稜，写毕恭进，庄严整肃，无一遗脱舛误，盖敬谨居心，故能如此。”乾隆皇帝很重视的御制诗文稿，也让刘统勋誊录，可见乾隆帝对其书法十分认可。关于刘统勋的书法风格，《春融堂集》记载：“余（王昶）以供奉内廷侍刘文正公者十余年……公常谓少时书仿赵承旨，中年慕文待诏，晚年不复求工，点画然不求工，而自工斯天下之至工也。”王昶自叙侍奉刘统勋十多年，对其书法评价很高。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著录记载赵孟頫作于大德五年的《行书洛神赋册》，后纸有刘统勋的题跋和印章，其内容为：“（节录）赵吴兴所书《洛神赋》流布海内，无虑数十百本，真赝混淆，难以辨识……吴兴出而四家之波澜尽归吐纳，格力宏深，笔姿雄秀，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戊寅（1758）花朝后二日，书呈春和相国清鉴。琅玡刘统勋。”从中可以看出，刘统勋对赵孟頫的书学思想、作品整体风格、用笔特征，甚至递传信息都掌握得很翔实，可见刘统勋对赵书研究和实践用力之深，并且很有可能收藏相关作品。刘统勋此件行书题跋，书法风格与赵孟頫行书一脉相承，用笔婉转流美，结体劲媚。而刘统勋的楷书，亦传承赵孟頫楷书衣钵。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南宋陈容《九龙图卷》后刘统勋臣字款楷书题跋，以及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代吴镇《中山图卷》后刘统勋臣字款楷书题跋，其书法风格均似赵孟頫楷书，与赵孟頫楷书《临黄庭经》卷等作品在用笔和结体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清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记载：“今世争重刘石庵先生书，不知其先文正公，亦以书雄一代。石庵先生自松雪入手，文正则神似松雪，固有自来也。”清李放《皇清书史》记载：“王文治曰：‘刘文正师不多作书，然于书家境界甚深且备。今石庵前辈书名冠海内，谛观之，皆自文正出也。’”所以，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首先是来自家族性的影响。

其次，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还源于社会性的需求。刘墉出生于清康熙末年，成长于雍正年间，乾隆十六年，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开始了仕途生涯。这里所说的社会性需求，一方面源于清代中期帖学书法，另一方面源于科举考试和馆阁体。清中期雍正朝，书坛开始对董其昌书法有了重新的讨论和认知，至乾隆朝书坛风气为之一变。乾隆帝崇尚赵孟頫书法，时风也从疏淡古朴的董书转为遒丽劲媚的赵书。张照、梁诗正、董邦达等皇帝身边的文臣，力图突破董其昌书法的藩篱，在书学理念和实践方面都有了新的尝试。摒弃董书，倡导书学晋唐以来帖学诸家，并且在书法创作中基本摆脱了董其昌的风格。这些文人士大夫对于书法的思考和探索实践，也与乾隆帝书学观念的形成有着趋同性。乾隆帝书学之路沿袭帖学正脉，崇尚赵孟頫书法作为其书风的确立，与家庭环境的熏陶、启蒙老师的引导、自我感悟的喜好、词臣书家的互鉴都有关系。所以，就清中期书坛整体风尚而言，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有其必然性，同时期的梁同书、王文治、永瑆、铁保、英和、瑛宝等人，都因此在书法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赵书风格。

清中期馆阁体书法的兴盛，是刘墉早年书学赵孟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馆阁体书法由明朝发展到清朝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在科举考试中对于考生书法要求很高，各级科举评判试卷时，书法的优劣甚于文章的内容，成为是否能干禄仕进的重要标准。所以，馆阁体书法是考生从小就要熟悉和掌握的技能，从乡试到殿试答卷无一例外要用到。第二，除了翰林院之外，各级官府对公文的书写，也要使用馆阁体，要求字迹方正、光洁、整齐，书法风格统一。第三，不同时期的馆阁体书格，会随着当时皇帝对书法风格的喜好而变迁。如顺治帝爱好欧阳询、康熙帝爱好董其昌、乾隆帝爱好赵孟頫，彼时的馆阁体书风就会因势利导。刘墉生活的清中期，馆阁体书法的形态特点还是以赵孟頫为主要面貌，源于乾隆帝对赵书的推崇。通过梳理我们还可以看出，清中期文人士大夫书法源流都会上溯到唐代的欧或颜，因此那时馆阁体书法呈现出“欧体赵面”或“颜体赵面”的风格特点。

纵览刘墉考取科举和仕途之路，如同家族前辈一样，走的是学优则仕之路。入仕之后，刘墉凭借着父辈在朝中积累的优良品行和出色业绩荫庇，更因为他自身的努力，在乾隆和嘉庆两朝位极人臣。乾隆帝酷爱书法，又是赵孟頫忠实的拥趸，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朝廷中的官方公文书写风格，抑或是君臣唱和的书法作品，其书法面貌都以赵孟頫书法为滥觞。因此，刘墉在乾隆朝科举入仕，早年书学赵孟頫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刘墉作为读书人科举应试必须要掌握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