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桥老人傅山书法碑刻《天泽润公碑》

山西古建筑博物馆珍藏着许多珍贵石刻，有汉代画像石、北朝至唐代佛教、道教造像、造像碑、墓志碑刻，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解读《天泽润公碑》。

明末清初之际，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出了一位博学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的著名人物——傅山。

傅山出身于官宦书香之家，学识渊博。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几遍，即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O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傅山是著名的学者，哲学、医学、儒学、佛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武术、考据等无所不通。他被认为是明末清初保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人物。傅青主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

傅山博学多才，诗书画俱佳。他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台湾学者方闻说傅山先生的诗：“先生之诗特具风格，不事藻什，不重对仗，不法古，不趋时，或奥涩屈，或浅近自然，要之皆出于正气，纯以天真性灵为主。”傅山的字画也渗透着自己孤高的品格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山西古建筑博物馆现收藏有傅山《书天泽润公碑》碑文如下：

律师天泽润公，陕之蒲城人，出家蒲之佛田寺，得戒五台之蕴真和尚。崇祯十三年，游太原，既传戒于太原城南之净业庵，梵众服其恺悌悲喜，遂推主庵事。不贪不，不暴不费，应三十年如一日。老而矍铄，于无病时，即修小白堵，种松树子，以为寂住冥龛。欲道人书此碑，及其生也一见之。道人顾心许之矣，然以道人说和尚家语，即微中，彼其其信?吾谓此土中，当分与思修土塌一尺半，思修实左右和尚，纲记常住者也。今年和尚病，复敦前诺，遂为书此述句，令和尚见之。和尚处分常住，精爽不乱，日饮面茶两盏，礼服不懈，夜卧亦无呻吟疾苦声，即化后可知也。

续以偈子问之，令和尚将得去，薄了汝今生文字因缘也，偈曰：我今重问汝，汝当安所住，庵中住不住，此塔能住否?汝之大福德，利益诸有情。而在于传戒，使无诸覆藏，当其受戒时，不管戒前犯，以致戒后破，忏悔刹那间。为下定慧种，生前即说戒，死后戒仍持。戒为天地根，生死缚不定。当此呼吸际，莫于旧公案，抄撮复凑泊，说话无益语，生死将戒去，再来亦欢喜。还愿与思修，世世共法会。

丁巳年菊月吉日，松桥老人傅山。

笔者认为傅山的诗词和书画纯乎灵性，风格多样，不拘一格。纵观傅山词，其中有自得天机、飘逸超脱的艺术精品，也有寄情山水抒发情志、吟歌人生苦闷彷徨的心灵写真，还有对返归自然的禅悟，向往宁静的追求。傅山的诗词大多沿袭杜甫、白居易的写实诗，继承了屈原、杜甫以后的爱国主义传统，诗文中尽显其爱国情怀。傅山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毫不愧对“志士仁人”的评价。

从《天泽润公碑》看傅山与佛学

《天泽润公碑》中的天泽润公就是指白云寺的住持天泽和尚，他是陕西蒲城人，在五台山清凉寺受戒。清康熙二年(1663年)，天泽和尚在观音堂东面营造一座两进寺院，寺院落成后，取名“白云寺”，他则成为白云寺住持。

白云寺因地理关系，环境清幽，景色如画，因而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前来谈禅论道，观光赏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先生便常在此游乐住宿，并有3通碑石(《续建净业禅院碑记》、《天泽润公碑》、《茶毗羊记》)传世。傅山不但熟悉很多佛教典故和佛教事物，还广泛结交了许多佛门方外人士并与其建立了深厚情谊，这些人中不乏有抱负、有才能的人物，还有些不逢时运的志节之人，傅山对他们评价甚高，视为同道。其中，傅山与白云寺住持天泽和尚就交往甚深，并应邀亲自撰写了《续建净业禅院碑记》，天泽和尚圆寂后，又为其撰写了《天泽润公碑》。

《傅山书天泽润公碑》，现存放于山西古建筑博物馆(太原市起凤街一号纯阳宫)的碑廊内。碑高165厘米，宽69厘米，厚20厘米，这座石碑碑头线刻水波花叶纹，下镌草书碑文十二行，字径大者约六厘米多，是傅山晚年草书的代表作，书风出于二王，苍劲浑厚，不失法度，为晚年代表作。该碑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清代雕刻碑文，是研究当时书法及碑文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现存珍贵的清代碑文艺术品。碑上的傅山草书体现了傅山书法艺术的特色。傅山的书法，从晋、唐入手，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海纳百川，自成一格。他的书法成就在于既有书法理论，又有书法实践，是其整个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

从其行草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其笔势雄浑，如排山倒海，一发不可收;其线条婉转飘逸，如枯藤绕树，缠绵起伏;其点画顿挫抑扬，如乱石铺街，险峻跌宕，因而显得大气磅礴。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宁可写得丑乱，也不能有取悦于人、奴颜婢膝之态，寻求内在的美。宁追求松散参差、崩崖老树、也不能有轻佻浮滑，自然潇疏之趣，远胜品性轻浮之相。宁信笔直书、无需顾虑，也不要描眉画鬓，装饰点缀，有搔首弄姿之嫌。

笔者认为作书就应该向傅山那样，宁追求古拙而不能追求华巧，应追求一种大巧若拙、含而不露的艺术境界。

《天泽润公碑》碑文前述天泽和尚奉佛简历修养，后为五言偈，寓佛理于文辞。镌刻人张敏，纪年康熙十六年即1677年。傅山之所以作此碑，并与佛教寺院和尚频繁交往，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借此碑来缅怀天泽和尚，供后人瞻仰;二则体现傅山对佛学的浓厚兴趣。

佛教是东方文化的瑰宝，两千五百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东方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历史上产生了许多与佛教有关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这些文人追求对物质性理的认识，并把它与人生观、世界观等哲学概念联系起来，傅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满腔热血，不忘世间，阐述佛学之时，无可避免有着时代的烙印，有着对当时时代关注问题的响应。

傅山在佛学上造诣颇深，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体现着佛学思想。他以诗词的形式，将杰出的艺术和佛教哲学理念互为参照，寻求修身养性的精神寄托，感受佛教思想的奇特魅力。傅山年轻时就喜欢研究佛学，他对许多佛学经典进行了批注，与许多佛门人士进行交往，研究佛法，对佛理有许多精妙见解。他通过佛学来探索天地间万物的运行规律，探索世事变迁，并将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佛家典籍相联系，将诸多感悟融入文学创作中，将大量佛家术语、风物和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创作观中，提升了文学创作的意境，营造出佛学的玄妙意境，平添了奇异色彩。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总会涌现出一些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文人志士，当时处在历史动荡与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傅山，对深重的民族危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时大局已定，随着南明孙可望的降清，清军已处于绝对优势，全面进攻即将展开，统一大业已成定局。面对这样的局势，傅山已无能为力，只能将自己的爱国之心寓于诗文与书法创作中，从重重迷惘中突围而出，从佛学中寻求解脱，开阔出更大的创作空间，并进一步完善了佛学思想体系，在探索佛学真谛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无疑体现了他极大的气概和胆魄，远比那些空谈误国的人来的实在。他关注现实世界，经世济民，以国家和民族为最高衡量标准。为此，我们从他的文学创作中随处可见其爱国气节，也窥见他深刻的佛学造诣。

傅山与佛学渊源深厚，他将自己对佛学的深刻理解融入到他的书法、文章及毕生修养中，所以在天泽润公碑中寓佛理于文辞。同时也正因为傅山对佛学的深入研究，促使他结交了很多方外人士，天泽润公和尚便是其一，他与天泽和尚交情深厚以致于在他圆寂之后，写下了此碑来纪念他，并将傅山草书流传后世，向后人叙述着这段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