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帖中的名家临《兰亭序》

《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著名的作品，围绕其产生的各种问题也远多于其他。王羲之后，历代的能工巧匠、书画名家都在以各种方法对其进行复制，唐代有双钩向搨，宋元明清有刻石传拓。这些复制品的数量极为庞大，并各具特色，形成了如今纷繁炫目的局面。

传世至今的《兰亭序》复制品被分为两大类：摹本和刻本。摹本最著名的是唐摹本，如冯承素本、褚遂良本、虞世南本等。这些唐摹本的制作者本没有留下姓名，好事者便将其归于唐代各书法大家名下。唐摹本更接近于真迹，在当时已十分难得。

《兰亭序》真正普及是在有《兰亭序》刻石之后。《兰亭序》诸刻本中以定武本影响最大，定武本刻石时间已不详。后晋末年，契丹自中原携兰亭刻石北归，后弃之于真定。真定当时属义武军管辖，后避宋太宗讳改“义武”为“定武”，故称此刻石为定武兰亭。定武本只是北宋时流行的众多刻本之一，但因黄庭坚等人的赞扬，日益为人所重，被视为兰亭刻本的正宗。

法帖是保存《兰亭序》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保存在法帖中的《兰亭序》，著名的有南宋游似藏的“兰亭百种”，清代徐树钧《宝鸭斋兰丛》有兰亭八十余种等。对这些《兰亭序》复制品进行研究，已经形成了专学，容庚、启功、徐邦达等先生在此领域颇有建树，使《兰亭序》纷繁的版本问题逐渐清晰。

除了对《兰亭序》进行贴合原貌的复制之外，《兰亭序》的传播还有另一种相对开放的途径——临写。法帖中最有特色的《兰亭序》版本，就是历代书法家风格各异的临写本。因《兰亭序》名声显赫，故凡对书法有兴趣的文人都竞相临习。

根据容庚先生《丛帖目》和国家图书馆馆藏法帖统计，保存在碑帖中的《兰亭序》临本有数十种。其中宋代有苏易简、薛绍彭、宋高宗等临本；元代有赵孟頫、俞和等临本；明代有文征明、祝允明、莫是龙、董其昌、王铎等临本；清代有张照、钱泳、王澍、翁方纲、永瑆、包世臣、孙承泽等临本。这些风格迥异的临本都保留着《兰亭序》真迹的大致风貌，同时又反映了一时一地的书风流变，体现了临书者的书法主张。按成书顺序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变化特征与书法史发展的脉络相呼应。

本文从众多临本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五种进行欣赏研读，体味古代大家是如何从《兰亭序》中汲取营养的，也能对碑帖中保存的《兰亭》临本得到一个大概印象。

一、《乐善堂法帖》元赵孟頫临本

《乐善堂法帖》在今天可谓孤本，容庚先生《丛帖目》收罗宏富，却也未见此帖。目前所知，现存的《乐善堂法帖》只有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拓本一部。

《乐善堂法帖》，元赵孟頫书，顾信撰集，吴世昌、茅绍之刻，完成于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此帖为经折装，分两册，共39.5开，半开墨心高30厘米，宽17厘米。帖首正书题“乐善堂帖”。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工书法、篆刻、绘画。《元史》评价其“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顾信是赵孟頫的门生，字善夫，江苏昆山人，善书法。明李日华《六研斋二笔》云:“信以能书称，从赵文敏公游，得其书，必镌于石。作亭匾曰‘墨妙’，晚年号乐善处士。”

帖尾有张寰、张伯英题跋数则。张寰，字允清，又字石川。明江苏昆山人，亦善书，喜藏名帖。从张寰跋语可知此帖帖石，不知何时何故被埋于土中，正德、嘉靖年间才出土于淞南别墅。民国时此帖归张伯英收藏。张伯英是民国著名的碑帖收藏鉴赏家和书法家，一生过眼名帖数百种，得此帖颇感庆幸，“虽出明代何异宋元古拓，宜为明贤珍赏。三百年先后属之张氏斯亦古缘”。

《乐善堂法帖》所刻的赵临兰亭，落款只有“子昂”二字，根据刻帖的时间和书法风格，基本可以判断为赵孟頫晚年作品。赵孟頫一生临写了大量的定武本《兰亭序》。元人仇远说:“余见子昂临《临河序》（即《兰亭序》）,何啻数百本,无一不咄咄逼真。”据王连起先生记载，至今存世的赵临兰亭墨本仅余数种，有苏州博物馆藏临定武《兰亭》册、上虞丁氏藏本临定武《兰亭》卷、北京故宫藏王蒙跋本临定武《兰亭》卷，临独孤本《兰亭》（烧残）。在赵孟頫临本墨迹稀少、伪作混杂的今天，《乐善堂法帖》中的《兰亭》临本更显珍贵。

此件临本忠实于原作，保留二十八行的原行款、修改痕迹及特殊字。保留的修改痕迹有第一行“癸丑”略小，第四行夹行“崇山”二字，第十三行“因”字、十七行“向之”、尾行“文”字略大，第二十五行“悲夫”前空白等。保留的特殊字有第四行“激”字中间为“身”，第九行“类”字左下为“力”等。根据特殊字，可以推断出所临为定武本。

赵孟頫一生钟情定武本，认为《兰亭》“唯定武刻石独全右军笔意”。赵孟頫有见过唐摹本，却未见赵氏对唐摹本有任何评论,似乎更推崇定武本浑厚庄重的气质。在《兰亭十三跋》中赵孟頫明确地提出“退笔说”，结合赵孟頫的此件临本，的确表现出了平和内敛的风格,笔锋相对隐藏,秀逸之中透出苍浑之气。

二、《崇兰馆法帖》中的明莫是龙临本

《崇兰馆法帖》，又名《云间莫氏父子法书》，共十卷，明莫如忠、莫是龙书，莫后昌撰集，顾功彦刻，完成于泰昌元年（1620）冬。国家图书馆所藏为明拓本，经折装，分五册，112开，半开墨心高27厘米，宽14厘米，附刻莫如忠、莫是龙画像。前有目录一开，帖首隶书题“崇兰馆帖”，莫是龙临《兰亭序》，刻于《崇兰馆法帖》卷五。

莫如忠，字子良，号中江。南直隶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擅草书。莫是龙，莫如忠长子。年少时有“神童”之誉，深通画理，尤精书法。

明代中后期，以文征明、祝枝山为首的吴门书派是书坛核心，董其昌书名大盛之后，营造了与吴门书派相抗衡的华亭派。而莫如忠是董其昌的书法老师，莫是龙是董其昌的好友。在华亭派中，莫氏父子的位置非常重要。董其昌多次把莫氏父子比作“二王”，曾说：“廷韩（莫是龙）游道既广，鉴赏之家无不遍历，吾师（莫如忠）人地高华，知希自贵，晋人之外，一步不窥。故当时知廷韩者，有太令过父之目。然吾师以骨，廷韩以态；吾师能自构，廷韩诗字多出前人名迹。此为甲乙，真如羲献耳。”

从莫氏的斋号“崇兰馆”可以看出父子二人对《兰亭序》的推崇。莫是龙在临兰亭跋中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情感，跋中言：“兰亭一帖，千古墨宝，虽传刻至今，仅存无几，而雄俊端严之气望之俨然。不审右军落笔时当何如快意也。余平生于书学是其宿业，而笃好此帖不减辩才之癖，每风日晴好，心怡神畅，笔墨俱适，则临数行以写幽兴。黄太史云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读此辄深愧恨。”

莫是龙临本中还临有赵孟頫的题跋，亦可表现莫氏的书学主张：“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赵孟頫的兰亭临本众多，“用笔千古不易”正出自著名的《兰亭十三跋》，莫是龙所临底本很有可能是源自于独孤本《兰亭》。独孤本在清代遇火烧残，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是现存“一个半”定武兰亭原石拓本中的半个，另外一个是现藏台北故宫的定武真本。

与《乐善堂法帖》的赵临《兰亭》相比，莫是龙的临写更加随性，字形大小、修改痕迹、行款字数都没有保持原貌。例如，原帖加行增补的“崇山”二字在莫是龙临本中便省略未临，“癸丑”二字大小统一，修改的痕迹完全抹去等。但是结字用笔还是相当忠实于原帖，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兰亭序》的特征。例如，“清流激湍”的“激”中间为“身”，“惠风和畅”的“惠”字缺一横一点，“后之视今”的“后”字偏旁写作三点水等。总体来说，莫是龙的临本基本还是中规中矩，没有明确地加入自己的风格，只是为了书写的整齐做了微调。

三、《玉虹鉴真续帖》中的明王铎临本

《玉虹鉴真续帖》，共十三卷，清孔继涑摹，约刻于清乾隆年间，国家图书馆所藏为清道光拓本，经折装，分十三册，296.5开，半开墨心高30厘米，宽13厘米，帖首篆书题：“玉虹鉴真帖”，王铎所临《兰亭序》，刊于《玉虹鉴真续帖》第十三册。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明末清初书画家。其书笔力雄健，长于布局。当时书坛流行董其昌书风，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人提倡取法高古，于时风中另树一帜。

王铎与莫是龙的临本相比，莫临本中规中矩，王临本更像是自我创作。据王铎的跋语，此临本写于明崇祯四年，王铎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此本与兰亭原帖相比，不仅细节上有很多修改，连行款字数、字形、用笔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怏然自足”的“怏”变成了“快”字，“后之视今”的“后”字偏旁改作双立人等，行款字势有纵横跳动的气象。不过王铎依然保留了一些原作的细节，例如“清流激湍”的“激”字中间为“身”，“丝竹管弦”的“弦”字末笔拉长等，故仍可将其视为临作，而不是单纯的抄录。

黄元功有跋曰：“孟津王觉斯先生书法得清臣（颜真卿）、海岳（米芾）衣钵，然往往纵横为之，如太白长篇，英雄欺人耳。晚年准于古法如此帖，虽有唐诸公临本，何多让焉。”此题跋的时间是崇祯甲戌（1634）秋八月望日，距王铎临帖时已有三年，应是王铎临写完成后即将此帖赠给了黄元功。黄认为此《兰亭》临本是融汇了颜真卿和米芾的笔法再加入王铎自身纵横为之的特点。黄、王二人交好，故黄元功对王铎更加熟悉，对王铎的评价也很中肯。清代书法家梁巘在《评书帖》中评价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的评语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可。

四、《石寿山房摹刻覃溪先生兰亭缩本》清翁方纲临本

《石寿山房摹刻覃溪先生兰亭缩本》一卷，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翁方纲缩临，咸丰三年（1853）汪蔚摹刻。尾有翁方纲、刘墉、宋葆淳等题写的跋文。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清初拓本，经折装，一册，8开，半开墨心高9厘米，宽5厘米。民国书法家张伯英在《法帖提要》评此帖“石刻最小之字，《诗韵摘要》外以此帖为仅有”，“允为精绝之品”。

翁方纲，书法家、金石学家。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精通金石、谱录、书画之学。汪蔚，字啸霞，号石寿山人，篆刻家，《广印人传》有传。精镌碑版，善篆刻。

此本有翁方纲跋“以定武落水本笔意订正万松山房本”。落水本是定武兰亭的一个重要分支，据宋周密《齐东野语》载，落水本兰亭最早由姜夔所藏，后归赵子固。赵子固乘舟遇风船覆，在性命堪忧的情形下，用手举着这本兰亭大呼：“至宝在此，余物不足关矣！”得救后，赵子固在卷首题写了八个字“性命可轻，至宝是宝”，这就是落水本兰亭的来历。赵子固后，此本归贾似道，明代情形不详，清代归孙承泽、高士奇等人，后入乾隆内府，现不知下落。

万松山房缩临《兰亭序》，今已不可见。据翁方纲题跋可知万松山房本为李宓临于明万历丙午年（1606）秋九月。李宓，字羲民，明代书法家。此本在清代为书法家王澍所得，所依据的底本相传为褚遂良临本。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七“自跋审正万松山房缩本兰亭”条中详细考定万松山房本的错误，例如“觞”字右半误为“易”字，“骋”字马下三点误为一横等。这些错误在翁临本中得到改正。翁方纲著有《苏米斋兰亭考》八卷，详考《兰亭序》历代各版本异同优劣。自宋以来，有关《兰亭序》的记载、题跋极多，但真正系统地对兰亭版本进行研究的只有翁方纲，可谓是兰亭研究第一人。

在照相技术尚未传入中国的时代，将大字变成小字，只有缩临这一种方法。缩临对目力、腕力要求极高，非目光敏锐、手腕灵活、技法高超者不能为，翁方纲此技在清代可谓首屈一指。方浚颐《梦园丛说》载：“翁覃溪先生能于一粒芝麻上写‘天下太平'四字，每逢元旦辄书以为吉庆，自少至老，岁岁皆然。”

缩临此兰亭时，翁方纲年五十，正值技法纯熟、体力旺健之时，又幸遇良工汪蔚善于刻小字，无爽纤毫。此帖虽小，对原作的忠实度却极高，除保留原有二十八行的行款外，对诸多细致入微的特征也加以摹刻。首行“会”字只摹刻一撇是定武本的特征，第四行加行刻“崇山”，第十四行、十五行之间刻“僧”字，是南朝梁徐僧权的押署，第十三行“因”字下涂改痕“外”字、十七行“向之”下涂改痕“于今”、尾行“文”字下涂改痕“作”字，第二十五行“悲夫”前涂墨下“不可”、“夫”字下涂改痕“也”字等。可谓是考证精审、书法精湛、缩临精巧、摹刻精良，四美具于一帖，难能可贵。

五、《小倦游阁法帖》清包世臣临本

《小倦游阁法帖》，共四卷，清张丙炎撰集，吴让之、朱震伯摹，完成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所收皆为包世臣书迹。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初拓本，线装，分四册，150页，墨心高25厘米，宽15厘米，帖首篆书题：“小倦游阁法帖”。“小倦游阁”是包世臣斋名。

张丙炎，原名张世铮，字午桥，号药农，一号榕园。喜吟咏，富收藏，晚年工篆书。

包世臣，清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师承邓石如，包世臣自负草书，自谓能上接王羲之。著《艺舟双辑》，提倡碑学，对后世书风的变革，颇具影响。

包世臣临《兰亭序》收于《小倦游阁法帖》第一卷开篇，书后又自跋三则，颇能体现包氏书学思想。其一云：“前人以空旷谨严为晋唐分界，虽不谬然，实皮相。晋人无黍米平直者，唐人以渤海为最矫变而不免有几微平直处，河南全力取韵味以曲为胜，然引豪时露快削。故欲见江左面目，非具神悟亦难言。”其二云：“襄阳出而晋人风轨绝，吴兴出而唐人规矩湮，华亭有志而力不逮，何论余子。”其三云：“华亭志张米以抑赵耳，非欲复山阴也。”

跋中“渤海”指欧阳询，“河南”指褚遂良，“襄阳”指米芾，“吴兴”指赵孟頫，“华亭”指董其昌，“张米”即张旭、米芾，“山阴”指王羲之。包世臣心量甚大，三段跋中品评了中国书法史上各个朝代第一流的书法家，同时自视甚高，自诩为上接“山阴”，为王羲之后第一人。他在跋中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得“晋人无黍米平直者”，他所临《兰亭序》即贯彻了这种“以曲为胜”的书学思想。张伯英谓其“在前清书家中独辟境界，不依傍他人门户”，而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则评其书法“未能横平竖直”，两种评价各有立场，没有对错之分。

包世臣的书学理论的确标新立异，令人耳目一新，与翁方纲的坚守传统相比，形成了一种很有趣味的两极反差。包世臣曾在《艺舟双楫》里讥讽翁方纲“只是工匠之精细者耳，于碑帖无不遍搜默识，下笔必具其体势，而笔法无闻。”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评包世臣为“横扫千军笔一支，艺舟双楫妙文辞。无钱口数他家宝，得失安吴果自知？”继承传统与大胆革新的利弊得失，从来就不存在完美的答案，这是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思考、摸索和追寻的问题。

从上述五种《兰亭序》临本中，可以略窥历代书家对《兰亭序》的继承学习与创新改造。陈忠康在《<兰亭序>版本流变与影响》一文中指出“宋元时期，书家的临摹已基本放弃了唐人所使用极逼真的勾摹方式，追求与范本之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即便如此，总体来说忠实的程度尚高”。

赵孟頫的临本，虽在用笔上有其自己的特色，但在行款、结体、气韵等方面还相当地忠实于所临摹的对象。明代的临习者逐渐增加意临的成分，莫是龙的临本可以代表这一倾向。晚明时期，临摹成为创作的手段，王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清乾嘉时考据学大兴，兰亭的临摹也受到了严谨的考据学的影响，翁方纲是清代兰亭研究的集大成人物，所临的《兰亭序》也带有鲜明的考据特色。清中叶以后，传统帖学逐渐衰微，碑学兴起，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把碑学理论推向了顶峰。